北京地域文学的新收获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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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迎来60华诞，首都各界举行了很隆重的庆祝活动。作为北京人，我当然为北京人艺感到自豪和兴奋。北京人艺所以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我以为她做到了四性：即人民性、地域性、原创性和艺术性。对于这四点，大凡熟悉北京人艺的观众都会得到认可。

由此，我想到以老舍先生为代表的京味儿文学。关于京味儿文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我的理解是：北京人写的表现北京生活的大众文学。这其中，有三层意思。第一，何谓北京人，一是具有北京户口，在北京长年生活、居住的人，且对北京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语言习惯比较熟稔，运用自如；二是虽非北京人，但在北京长期居住，已经融入北京市民生活的人。第二，表现北京生活，一是表现过去的，如解放前、文革前、新千年前的；二是表现当代的；第三，大众文学，指的是被北京市民普遍接受的带有市井性的文学作品。以上这三种集大成者是老舍先生，后者如陈建功、赵大年、刘绍棠、韩少华先生，再后者则为袁一强、刘一达、邹静之、刘恒先生。不过，以我的观察，总感觉当下的京味儿文学越来越后继乏人。

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北京的有关部门对群众的业余文学创作重视程度不够，引进有余，本土意识较弱；另一方面是北京的业余作者眼光过于狭窄，缺少全国性的视野。还有一点，北京自改革开放以来，首都的功能越来越世界性，流动人口急剧增加，极大地冲击了北京固有的本土文化特征。不论是中央单位，还是市属、区属单位，很难再像过去那样找到清一色的北京人组成的单位了。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必然对京味儿文学乃至传统的北京文化构成冲击和瓦解。因此，当下的京味儿文学向何处去，北京的京味儿文学还能否独立于文坛，北京的京味儿文学是否应该多元发展，必然会引起北京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刻的思考。

我以为，北京的地域文学还可以具体细分。如，城乡之间可以分城市文学和郊区文学，郊区可以分京西文学和京东文学。多年前，我曾同《十月》的资深王洪先先生交谈过。我出生于东郊双桥农场，那地方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是真正的城乡结合部，写出的作品容易四不像。王洪先说，你就写你的郊区特色，全国哪个城市没有郊区呢？如果把郊区写好了，说不定能形成一种文学现象呢！我对北京郊区的作家群体非常熟悉，这个群体不论在小说、散文还是在诗歌、报告文学、影视剧本创作上，在全国都有一席之地。但问题是，北京年轻的一代作家，包括城区的本土作家，就创作整体实力而言，在全国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作家群，特别是还没有出现像刘绍棠、陈建功、刘恒那样的具有领军性的标志性作家，这无疑是令人遗憾而困惑的事情。刘绍棠先生生前曾提出乡土文学的16字方针：“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农村题材。”我以为，这16个字今天丝毫也没有过时，反而更应该强调。当下，千篇一律的作品太多了，有风格有特色的几乎凤毛麟角。北京京味儿文学要振兴，就要有新的代表作家产生。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看周振华的最新散文集《我爱北京》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周振华是地道的昌平山里人，后到政府机关从事多年的领导工作，他的身上既保持着山里人的纯朴与倔强，也有着作为领导干部高远包容的眼光与胸怀。他的散文作品，大都描写的是自己所经历的人与事，乡音乡情，民风民俗，生态环保，时代变迁，其细节处如涓涓流水，意蕴绵绵，而宏观处气势磅礴，理性盎然。特别是其成熟的郊区语言，已然成了他有别于其他作家的重要特征。我与周振华多有接触，也在自己负责的报纸副刊上编发过他多篇作品。如《人老了竟是那么卑微》、《总想起小平植树的日子》、《长城脚下放蜂人》、《山丹丹盛开在陕北高原》、《唱着红歌爬大山》等，他的作品自始至终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憧憬，饱含着对北京对家乡对父老乡亲的深深爱意，读后给人以一种神清气爽、阳光灿烂的感觉。也许，有的人认为这是他人生如意的一种外在表现，而我深知他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在青少年时代是如何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的，即使他到官场上，也并非一帆风顺，有过坎坷，也有过挫折，但他始终以极其乐观的精神去对待。通过阅读他大量的作品，我觉得周振华以他的文学修养和政治修养，已经把文化的自觉自然地融入到对党对祖国对改革开放的拥护与讴歌上。从而，也就有了一个文化人的自尊、自信和自强。想来，周振华近年来先后获得全国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北京市中青年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确是绝非偶然了。

也许，我把周振华看作北京京味儿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还稍嫌太早，但我可以自信地认为，北京郊区因为有了周振华这样的作家的出现，北京的新京味儿文学就会大有希望。

（《我爱北京》周振华/著，作家出版社2012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