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星怪鸟新书分享会举行物业

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西区新村，这个地方被四条马路框着，伴随着一只远方飞来的怪鸟，一个少年的一只眼睛受伤了，从此他无论多悲痛，那只受伤的眼睛始终流不出泪来，他成了一个分裂的怪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西区新村，这个地方被四条马路框着，伴随着一只远方飞来的怪鸟，一个少年的一只眼睛受伤了，从此他无论多悲痛，那只受伤的眼睛始终流不出泪来，他成了一个分裂的怪人。故事便在这个怪人少年和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群人中展开了，他们上演了一出出的荒诞剧。5月26日，作家傅星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作《怪鸟》做客思南读书会，为读者复原了一段被隐藏的“上海新村”的历史记忆。

“故事发生在西区的一个新村，我在新村出生，也在那里长大。现在，新村在我的叙事中变得很乱，已经没有必要确切地指认它在哪里了。当然有些东西是恒定不变的，比如说情感；还有就是必须坚持的，凭良心说话。”新村是傅星的文学故乡，时隔二十几年，重新写小说，虽有所胆怯，但一方面源于对小说的初心，另一方面，父母去世，老房子被挂牌出售，让傅星迫切感受到有必要为自己青春时期生活过的那个地方以及那段历史留下记录。“这是一本关于成长的小说，我希望如今的年轻人能够对祖辈、父辈的记忆和故事不要排斥，毕竟无论年代与空间如何变化，每个时代都不缺乏痛与撕裂的经验，而代际间感受的互通有助于青年一代更有勇气地直面当下现实生活。”

对谈嘉宾、评论家张定浩认为在一个马蜂窝式的空间里（新村），傅星呈现了一个均衡与完整的作品，《怪鸟》的叙述方式经过了精心的考量。“精心的考量”大约与傅星在《萌芽》杂志从事多年的工作有关，同时，他又是一名影视编剧，因此他特别重视作品中的空间感的表达。“我家住在三楼，楼前是一小片林子。无事我就趴在窗前看林子。那里有一些小白杨和苹果树，还有一棵樟树，那棵樟树特别高大，风来，林子里的树叶就闪烁不停。”《怪鸟》开篇便这样写道。类似这样场景式的开头在此书中并不少见，“给读者营造一个情境，就像电影场景，开门见山就将读者拉入到我所叙述的故事中”。傅星在活动后的采访中表示，这与剧本创作是一样的想法。而对于作品的考量，显然还包含结构的实践。“本来是想写一组短小说的，故事集的形式，准备在新媒体上连载。后来却敷演成了长篇，那些人和事不断地往外冒，止不住了。但这二十个故事可以独立成章，章节间的勾联是松散的，某些部分甚至可以重新拼装。也好，这种开放性的结构似乎便于读者的进入，感觉上也是一种更适合数字阅读的文本模式。”

这部小说与个人记忆相关，甚至带了些自传色彩，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有出处，不可避免会被问及真实与虚构的关系的问题，傅星回答说：“我有一次把其中一个故事发给妹妹看，她崩溃大哭，我在庆幸如实表达出了生活中的细节的同时，感悟到自己陷得太深了。我需要游离出来。”因此，他回到了布莱希特所说的“间离”中，即使是亲历者，在一定程度上抽离生活，去追求一种更客观冷峻的真实。“记忆和想象的结合这是最为可靠的方式，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能比较完整地体现出我创作的姿态。”

年过六十，傅星依然怀着强烈而真诚的使命感在创作，张定浩说：“小说家自己创造自己的时间，这个时间是有力度的。当你成为唯一的生存者，你回到时光深处去还原历史。所谓赤子之心，如傅星老师，金宇澄老师，他们可以每个年纪都开出属于他们这个年纪的花，时刻保持新鲜感，这种新鲜感，对我们年轻写作者都是一个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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