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收治不得偏离法治轨道

人们对 徐武事件 的诸多质疑，一方面说明有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同时也再次反映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存在的空白

武汉武钢职工徐武，在因 精神病 被强制入院治疗4年后，近日从精神病院逃离到千里之外的广州，但旋即又被跨省追回。

多少英雄豪杰 人们关注 徐武事件 ，既是关切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还因为它与此前案例有太多相似之处：同样是被有关部门强制治疗数年，同样有 状告 、 上访 因素，同样是亲属和本人都不认为患有精神病 尤其在此前数位 精神病人 都被证伪的背景下，要改变人们的习惯性质疑，确需拿出十分过硬的依据。

到目前为止，关于徐武 被精神病 的质疑，依然缺乏具有足够说服力的回应。比如，徐武是否患有 精神病 ？如果说徐武本人否认，尚可用 不承认有病，越证明有精神病 来解释；那么在徐武家人坚决否认，并称此前是 被迫 收治的申诉下，在广州医疗机构的初步诊断与有关方面存在较大出入时，面对收治者与被收治者及其家属的各执一词，究竟该由谁来甄别鉴定？

再者，即便徐武真有精神病，是否有必要强制收治？如果说强制收治的前提是 造成危害结果 ，徐武行为的危害结果是什么？有关部门若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在 徐武事件 成为公共事件的今天，为何不能及时公之于众？至于跨省追寻，更是令人不解，徐武虽然从精神病院逃出，但他既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在逃罪犯，有关方面直接介入不仅于法无据，还会让人疑窦丛生：为何对一个 精神病人 如此关心？

上述疑问，一方面说明有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同时也再次反映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存在的空白：强制收治没有门槛，缺乏程序规范，个人救济缺乏途径，住院期间缺乏纠错机制 在此背景下，精神病鉴定尤其是强制收治，很容易标准模糊乃至随意轻率。更值得警惕的是，从以往一些 被精神病 案例来看，在一些地方， 精神病 鉴定和强制收治，往往有着复杂的背景。它的危害在于，一般司法强制，尚且有明确期限以及救济途径；一旦被认定为精神病强制收治，不仅恢复正常遥遥无期，救济途径更是付之阙如。

尽管我国的《精神卫生法》尚在襁褓，尽管 无危险、不强制 理念还没有具体条文落实，但必须看到，即便 强制收治 是为了 治病救人 ，也是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前提的，需要格外谨慎。更要看到，非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精神病人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对其强制收治同样必须通过严格程序，而不能在一种对公众、媒体和家属不透明的环境下进行。

回到 徐武事件 上来，对于类似精神病的鉴定，我们应该回到医学本身，让精神病的强制收治遵循程序正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尊重当事人和家属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进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